话说江南文化之松江古乐与《十锦》_嘉艺流行音乐_流行音乐歌词大全

  上   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具有久远、延续不断的发展历史,并且随着社会等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发展。松江古城历史悠久,据先后发掘的汤村庙、广富林、姚家圈等六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和大量出土文物显示,早在六千年前,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松江古代的史前文化。   松江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明代中叶以后,松江经济发展较快,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是当时全国经济发达的33个大城市之一,成为东南第一大都会。松江文化发展更是源远流长,人才荟萃,名人辈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大辞典》收录的清以前历代松江的文学家、诗人、戏曲家、音乐家、学者、书画家约五六百人之多,著作如林,卷帙浩繁。毫不夸张地说,松江是江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也为海派文化的孕育、形成、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基因。今天让我们从音乐文化方面来一窥堂奥。   《十锦细锣鼓》八仙桌演奏图   悠久的   历史渊源   唐代:   从收集的史料中看,松江最早有关音乐的记载是在《云间志·唐故朝散郎贝州宗城县令顾府君墓志》一文中:“……女二人,长适吴郡张聿之,明经出身,解褐,苏州华亭县尉;次许嫁吴兴姚安之,登童子、学究二科,再命为东宫舍人。率皆礼乐名儒,簪缨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辉映当代……”。   宋代:   松江已有群众音乐的活动场所,《云间志·亭馆》云:“古者,君子必有游息之所,舒广其视瞻,清宁其心志,非以为观美也。”古有思齐堂旧曰弦歌堂。《云间志·县斋诗序》述:“彭城刘侯,元祐庚午(1090)来宰云间。……今来十旬,一镜告治,讼庭清明,几致刑措。于是即县斋之东,新其一堂、一亭、一阁。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阁曰艮阁。与士之贤者,讲论歌咏于其中,盖将有志乎美风俗也。……宜其游心三山,鸣琴一堂,登高而赋之,使人知仁礼乐之意也。”   元代:   松江府已重视音乐教育,并兴办音乐学校。《康熙松江府志·至正十年修起堂斋记略》述:“……乐育菁尊贤者,艾诗书礼乐,以作人为心者,师儒之所以任其教也。異时闾巷弦歌,孩提俎豆化贪暴为廉让之风。”   《至正二十一年(1361)重修庙学记略》载:“……廪疮,作释奠礼器雅乐。徽乐师以教生徒。改大小学二斋,置五经斋。聘专经之师五人以分授之。广弟子员至百五十,延名士为宾友者三十五人,执礼者二十五人,肄乐者三十八人,皆月廪之有差。”   左: 《曲如山海》手抄本   中: 《南村辍耕录》,元末明初,陶宗仪撰   右:《青楼集》,元代,夏庭芝撰   元代,松江出现了一大批音乐家和戏曲家。   1、钱霖(生卒年不详,约1317年前后在世),字子云,松江人,弃俗为黄冠,更名抱素,号素庵,善诗与曲。多游名公巨卿间,类集当时诸公所作曲,名曰《江湖清思集》。与徐再思、邵贞亨、钱惟善、杨维桢等人诗歌酬酢。著有词集《渔樵谱》、乐府集《醉边余兴》,词语极工巧,后皆亡佚。今其散曲存者仅清江引四首和哨遍套曲。   2、夏庭芝(1300-1375年),字伯和,号雪蓑,别署雪蓑钓隐,松江人,乔木故家,望族之子,一生黄金买笑,风流蕴籍。文章妍丽,乐府隐语极多。曾延杨维桢教习子弟,为其西宾也,世以孔北海、陈孟公拟之。晚居泗泾之北,室名“疑梦斋”,追忆旧日,撰成《青楼集》行世,载一百多位戏曲女艺人小传,多涉及戏剧家、诗人等。   古代戏曲丛刊明《绣襦记》   3、杨维桢(1296—1370年),字廉夫,自号铁崖,山阴人。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着《正统辩》千余言。作《梅花弄》等。   4、陶宗仪(1329-约1412年),字九成,黄岩人。宗仪冲襟粹质,洒然不凡。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兼精戏曲。家松江府城北泗水之南,诸生买地结庐,遂居以老。晚益闭门著书,传《说郛》一百卷、《辍耕录》三十卷、《书史会要》九卷、《四书备遗》二卷等。   吹打乐《将军令》曲谱(部分)   5、赵孟頫(1254—1322年),湖州人,客寓于松江。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四方万里,重价购其诗文者,所至车马填咽。书画传世甚多。亦工散曲,但不多见,以戏赠管夫人“我为学士……”一阕最流传人口。   元代松江在器乐曲方面达到南北互融的局面,已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乐曲流传,《南村辍耕录》称:“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当时松江百姓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这段时间是松江的乐文化融汇形成期。   明代:   明代的松江,逐步发展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城郭何年号五茸?盘回十里控吴淞。旌旗晓障芙蓉日,鼓角寒生苜蓿风。云起北山莲雉堞,波澄南海熄狼烽。登高一望民风原,楼阁重重烟雨中。”从这首明代诗人章简的精彩诗篇中,可以窥见明代松江是何等壮观繁华,这为民族、民间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清农村搭台演戏图   明代,各种世俗音乐不断地推陈出新。戏曲音乐、民间音乐、民歌小曲、说唱音乐、民间歌舞音乐等在发展中取得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声妓之变:初止有粗乐、细乐。后增胡拍、提琴,变小乐器为十锦。诸响制亦稍易。宴会或邀妓杂坐,宾筵视为雅客,若非曲中人矣。” “小乐器”者,《武林旧事·乾淳教坊乐部》一文中,把嵇琴、箫、管、拍称谓小乐器。是指管乐器和弦乐器以及拍板等小型乐器。“婚娶之变;婚前一日,送奩于男家,……鼓越拥导,妇女乘兴杂遝,曰‘送嫁妆’。金珠璀璨,士大夫亦然……”“丧祭之变,吊者用降贡,丧家设木架,架香其中,……剪綵作人物花果纸俑,兴从亦以百数。优人装演故事,鼓乐骈阗,俱骑而迎于丧所……。”   左:《四友斋丛说》,明,何良俊撰   右:《云间据目抄》,明,范濂撰   明代的音乐家、戏曲家。   1、张谊,字履道,华亭人,嘉靖年间岁贡生,赘永丰里杜氏,遂家焉。隐居不仕,阖户着书。有《万松山馆集》《黄锺论》《乐器图》。   2、徐迎庆,字于室,徐階曾孙,中書舍人徐元普子,华亭人,補父廕为中書舍人,未任,精研戏曲,广集曲谱。于天启五年(1625年),与长洲钮少雅合辑《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亦名《九宮譜》,七易其稿,卒后由钮氏完成。此书考证元曲曲牌源流,并收录一些少见的宋元南戏曲词。还辑有《北词广正韵谱》一书,为北曲曲谱。清初李玉扩编付印,并冠“一笠庵”室名。   左:明刻本《玉玦记》、中:明刻本《牡丹亭》、右:明刊本《劝善记》   3、王玉峰(约1573年前后在世)或号月榭主人,松江府华亭县人,生当嘉靖、万历年间,善戏曲,撰有传奇《焚香记》《羊觚记》,以《焚香记》闻名于世。《焚香记》演绎王魁与敫桂英之爱情故事,曲折跌宕,悲欢沓见,离合环生,文字朴实,为古代戏剧名作。   4、徐霖(1462-1538年),字子仁,号髯仙、髯伯,别号九峰道人,快园叟,华亭人。工绘事,与沈周友善,所作山水、花卉,皆奕奕有致。筑快园于金陵城东,极游观声伎之乐。善填词作曲,精于格律,每自度曲为新声,被誉为“曲坛祭酒”。著有《中原音韵注释》,传奇《商辂三元记》《枕中记》《留鞋记》《梅花记》《种瓜记》《两团圆》《绣襦记》《柳仙记》八种。   5、施绍莘(1581-1633年),字子野,明松江府上海县人。绍莘少入华亭县学,为廪贡生,后因屡试不第,遂弃举子业,负隽才,跌宕不羁,好声伎,擅詞曲,与华亭沈龙善,世称施沈。迁居华亭,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初筑丙舍于西佘山之北,自号峯泖浪仙。著有《花影集》五卷(曲3卷、词2卷),慕张三影所作乐府,故名,多作于崇祯中,大抵皆愁红惨绿之词,其《送春》《感梅》《佞花》《惜花》,开《红楼梦》葬花词之先声。   6、何良俊(1506-1573年),字元朗,号柘湖,松江府华亭县人。家素封,父辈嗜戏曲,自畜乐班,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司箫鼓弦索。良俊幼喜听曲,然年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著有《柘湖集》《氏语林》《四友斋丛说》。中年后染戏癖,弃去文史,教童子学唱,且请南京老曲师顿仁来家教习北曲,意欲保存北杂剧唱腔,又收罗杂剧近三百种,于戏曲深加研究,后撰成《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词曲部分。   戏曲《白蛇传》   清代:   清上海毛祥麟在《墨余录·丁祭盛仪》一文,记述松江修文庙之情况:“同治甲子(1864年),金陵克复,粤逆就浮,邑驻防各兵次第撤。时丁公日昌观察苏松,谕董修文庙,……又以旧日春秋释奠无乐器,而祭器亦多损失,乃饬司事,按谱增置。……乐器则钟、编钟、特謦、编謦、琴、瑟、笙、箫、鼓、笛、排箫、埙、篪、搏 拊、鼗鼓、敔、龠、翟等,凡百五十件。俱有台架,饰以金漆,雕以龙文,锦袱流苏,光跃夺目。”从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民间音乐在松江这块富有灵气的大地上已敷衍生息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并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民俗发生密切的关系,它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清代松江的音乐家、戏曲家。   1、张照(1691-1745年),初名默,字得天、长卿,号泾南,天瓶居士,华亭人,家住秀野桥西。天资聪敏,能诗,善画,通音律,精鉴赏,尤擅长书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19岁成进士,乾隆七年,官刑部尚书,仍兼乐官,奉诏编纂宫廷大戏,作有传奇《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和杂剧《月令应承》《九九大庆》《法宫雅奏》等。《劝善金科》《升平宝筏》规模宏大,各有240出,开“连台本戏”之先河。昆曲折子戏《思凡》《下山》即出自《劝善金科》。   2、沈大成(1700—1771年),江苏华亭人。壮年时,耽心经籍,通经史百家之书,及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校定书籍颇富,有《十三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献通考》《昭明文选》等;自著有《学福斋集》五十八卷传于世。   3、俞粟庐(1847-1930年),名宗海,字粟庐,以字行,松江娄县人。曾祖启元,祖后沐。父承恩,就江南江阴营守备职。与吴江陆恢同学北碑。陆兼画,君则一意于书,而名亦伯仲也。每进一曲,必令籕讽数百徧,纯熟而后止。一时度曲家春秋社集,必邀君,君亦必至,至则必歌。气纳于丹穴,声翔于云表,当其举首展喉,如太空晴丝,随微风而下上,开昆曲俞家唱法。   左:清抄本《昇平宝筏》   右:俞粟庐,名宗海,松江人   4、韩华卿(生卒年不详),娄人,佚其名,善歌,得长洲叶堂家法,君亦从之学讴。   5、张兼山(生卒年不详),松江人。著有《檀槽集琵琶谱》手抄待刊本。它在《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华氏谱)一书上增补五首,小曲十首。对《夕阳箫鼓》一曲的演变发展提高了重要资料。   从明代到清中叶是松江乐文化的发展成熟期,并不断向周边区域辐射影响。音乐的样式也在不断丰富、出新,逐渐形成松江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范式和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   下   丰富的   音乐样式   明初形成了四大声腔,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这四大声腔在松江多有交流和传播(松江文人家班中有演出)。后魏良辅、张野塘等民间音乐家,对昆山腔进行改革,建立了委婉细腻,号称“水磨调”的昆腔体系,在器乐上创新乐器提琴,并改三弦之式,融北曲与南曲于一炉,成为江南地区的名乐。当时太仓的音乐因受野塘北曲的影响,接近北音故最不入耳。苏州的清音好听,有南曲的韵味。清音是指纯器乐演奏,如今还有称丝竹班为清音班的。在当时来说,松江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松江的民间音乐在一般文人雅士的带动下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松江自己的音乐风格。上述“吴阊诸少年,又创为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和“声妓之变,……后增胡拍、提琴、变小乐器为十锦。”就是很好的佐证。   俞振飞与梅兰芳演出剧照   清初,上海叶梦珠著有《阅世编》十卷。“吴中新乐,弦索之外,又有十不闲,俗讹十番,又曰十样锦。其器仅九:鼓、笛、木鱼、板、拨钹、小铙、大铙、大锣、铛锣,人各执一色,唯木鱼、板以一人兼司二色。曹偶必久相习,始合奏之,音节皆应北词,无肉声。……其音始繁而终促,嘈杂难辨,且有金、革、木,而无丝竹,类军中乐,盖边声也。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为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明代可以说是松江文学艺术的高峰期,这为以后的《十锦》(200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上海市松江县分卷》中,有关吹打音乐的介绍   松江的宗教音乐:这里的宗教音乐主要是民间性的,它不是佛教、道教的法事或是道场开光升坐时所用的梵乐和道乐。民间的百姓可以用各自的方式、方法去表达对佛或者是神灵的崇敬和供养,也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和民间宗教音乐。特别是音乐方面,它的曲调、曲牌异常广泛,艺人们可以根据自我的演奏技巧和对艺术的理解不断的丰富和创新,也正因为它不像纯宗教那样有严格程式和不可变性,也就较好地保留了一些古老的音乐元素。松江最早的道教班社成立于1115年,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如有云间神曲之称的《铙钹经》《大青天歌》《北庐林》《急回回》中,音乐的风格就差异明显。《大青天歌》保留了较为鲜明的南曲韵味,显的文静儒雅。而《急回回》《北庐林》就有明显的北曲特征,节奏欢快,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如湍流排崖跳跃急回,极具欣赏和研究价值。   《牡丹亭》近代暖红室刻本   松江小青班常用乐器:笛、箫、笙、板胡或徽胡(即京胡)、二胡、琵琶、三弦、秦琴、板、小铃。小青班较少使用的乐器是扬器、月琴、管等。曲目有:《老三六》《梅花三六》《快三六》《慢三六》《老四合》《新四合》《花三六》《中花六板》《花八板》《老八板》《乌鸦啼》《龙虎斗》《一点金》《花望妆台》《望妆台》《阳八板》《走马》《行街》《卸板》《云庆》《清音》《欢乐歌》《四季歌》《结婚歌》《小桃红》《连环扣》《旱天雷》《游月宫》《倒拖犁》《苏武牧羊》《寒江残雪》《月乐》《小块板》《金门狮子》《双音八板》《迎花烛》(待考)《倒骑驴子》(待考)等。   吹打音乐常用乐器有:筒角、长喇叭、呐唢、(大小)笛子、笙、二胡、月琴、三弦、板、板鼓、木鱼、南梆子、堂鼓、半堂鼓、大鼓、小锣、大锣、中钹、小钹、京钹、小当锣、小铃、柴锣、京锣、苏锣。较少使用的乐器是破大锣(十锦细鼓锣中用),燥鼓、浦鼓、十面锣、云锣。曲目有:《将军令》《小开门》《哭皇天》《柳摇金》《青天歌》《根佛》《天下同》《喜造莺》《醉花阴》《月月好》《红绣鞋》《水仙子》《集贤宾》《锦堂月》《江儿水》《大和合》《山花子》《乱地风》《悲伤曲》《串月》《打皇殿》《家聚财》《庆元春》《迎新客》《朝天歌》《园林好》《普天乐》《望妆台》《闹元宵》《混江龙》《香柳要娘》《十番锣鼓》《十锦细锣鼓》等。   《钧天妙乐》手抄本   松江古戏乐:这里主要指的是昆曲(松江也是沪剧的发源地之一,形成于清末民初,包括大量的曲艺音乐等以后专题介绍)。大家都知道,当代的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是我们松江人,所以昆曲与松江也就有了不解之缘。在古镇泗泾有一本保存完好的光绪十三年工尺谱手抄本《曲如山海》(现保存于松江文化馆),上面记载了不少的昆曲曲目,但大多的曲目多已失传,惟独《十锦》中的一段曲目作为音乐完整地代代传承至今,那就是民间俗称的《十锦细锣鼓》。   出自光绪13年手抄本的打击乐音   《十锦》的历史:古镇泗泾北宋时期(960—1127年)形成村落,名为会波村。元朝中叶建镇。南宋末泗泾里人孙道明由县城东迁泗泾之北,构筑草堂以居。元至元年间(1336—1340年)陶宗仪携家避兵乱,隐居于泗水南村,买地结庐曰“南村草堂”。明正德《松江府志》载:“元时水深林茂,南浦环其前,……陶宗仪南村草堂在焉,隐居于此,故称泗滨老人。”陶、孙常与一班文人小酌共泛,宗仪作词,道明谱曲,倚箫吹之,擢歌相答……泗泾文化得以中兴。清顺治以后,泗泾人口日增,市容日趋发达,民间艺术繁荣。元宵灯会、清明社戏、端午竞渡、七月十五庙会、小青班、吹打班生意丰隆,丝竹之音,锣鼓之声不绝于耳。1986年8月松江全面开展了民间器乐曲的普查工作,收集了大量吹打、道教、江南丝竹等乐曲。   自1947年最后一次演奏《十锦细锣鼓》后,因种种原因,十锦之音绝响多年。1986年的普查中,走访到了一位姚氏的宗亲姚伯华老先生(也是吹打出身)。在抗日战争年代姚氏大量的曲谱、唱本、乐器被日寇焚烧殆尽,所幸在姚伯华家中尚留下一些曲谱,其中一本封面为《曲山如海》的曲谱,上面所注为清光绪13年手抄本。文化馆的王子展同志将工尺手抄本《十锦细锣鼓》翻译成简谱,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老艺人刘关元的热情指导,使得以后的复排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又有了第六代的传人彭景良和张洪生。   水磨腔昆曲工尺谱   《十锦》的文化元素:有关手抄本的其他曲目,我们特请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当代戏曲学权威叶长海教授和张福海博士进行了考证:“赏荷”出自高明《琵琶记》;“十面”出自沈采《千金记》;“催试”出自高濂《玉簪记》;“闻铃”出自洪升《长生殿》;“起布”出自王济《连环计》。考证出《十锦》的三段唱词中的最后一段是源于明代昆曲《跃鲤记》,作者陈罴斋,已有450年的历史。而它开头的一段(“肩背着花鼓,手提着锣……”)有花鼓戏的味道,其中的一句(“神通,医的你女孩儿家能活动,通也么通……”)又和明传奇汤显祖《牡丹亭》第53出“硬拷”相似;第二段中“念一声南无佛……”和清乾隆张照昆曲折子戏《思凡》相似。在《十锦》的整段唱词中居然出现了3个韵,这在戏曲当中是极其罕见的。据松江曲家金睿华老先生说,他也从来没有在昆曲中看到过这样的形式,叫它十锦一点不为过,有明显的民间艺人拼凑的痕迹。   《十锦》的艺术特色:十锦细锣鼓主要以锣鼓取胜,它的演奏表现为:   (1)突出了南昆中软、糯的艺术特色,显得“文”而不“武”,“雅”而不“闹”,“柔和”而不“粗”,具有节拍鲜明、节奏感强的艺术特点,集中到一点就是“细腻”,因此明显区别于一般锣鼓经(有段时间曾一度被归类于吹打乐)。   (2)因为它源于昆曲,自然有弦乐伴奏,据老艺人说它也可以单独吹笛子打“锣鼓经”,并根据演出的时间分段演奏。从第四代开始就已经放弃了演唱的部分。   (3)十锦细锣鼓演奏人员一般为七人,演出时演员围坐在八仙桌周围,四面锣就挂在八仙桌正面的横档上。一个人要兼带几件乐器,一专多能。尤其在上街出灯++时,京锣是挑在肩上,小锣、汤锣同时挂在一只手上,半堂鼓、板鼓是放在一只网兜里背在背上,旁边还要挂一面柴锣,吹笛子的兼带掌鼓,边走边演。   泗泾古镇戏台   (4)功能的转变。自它作为音乐曲目后,也因为它的节奏欢快极富喜庆的音乐效果,频频出现在民俗节日和老百姓的婚庆店庆寿宴上。   (5)在乐器运用上,同一面锣鼓,由于敲法、轻重不同,点板着落处不同,从而能敲出不同的音色、音质。锣梗、鼓梗的敲头,通常用木质较重的材料。这样发出的声响短促而沉闷,符合《十锦》的演奏要求;特别不同于其他戏曲的是,它是用槌杆头敲奏,锣梗的敲头可以勒上脱下,音质效果别具一格。   (6)敲击锣边为“争”,稍下部位为“尽”,击锣中心为“丈”。铙钹分别奏出“齐”“次”“扎”“出”四种音色。其方法是放松撞击时发出金属震动声为“齐”,震动声稍短一些为“次”,闷击为“扎”,闷击时稍放松留有一点金属震动声为“出”。   《云间志》,亦称《绍熙云间志》,是一本著名的、专门记载南宋及较早时期今上海淞南地区地名的地方志   松江古乐,一是研究中国杂剧等古代曲牌的活化石;二是为研究昆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三是可为研究整个江南丝竹的发展史提供实例;四是为中国民间音乐宝库填补翔实的资料,也是研究江南文化的重要宝库。   古人讲“文以载道”,文体既是“道”,又是“器”;既是交流思想的载体,又与创作主体的思维密切相关。换言之,文体就是人本身,它寄托着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松江古乐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光芒,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基因,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国文化是中国梦的必然,中国人必定是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安身立命,并努力传递出我们的幸福,让人间更温暖。   内容来源:陆春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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